六年前的今天，瑞典诗人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默因中风在医院去世，享年83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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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马斯· 特朗斯特罗默(Tomas Tranströmer，1931—2015) 瑞典诗人。出生于斯德哥尔摩。195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《诗十七首》，引起瑞典诗坛轰动。七十年代时，特朗斯特罗默在《波罗的海》里写到祖父中风的家族史。1990年，他自己中风，右半身瘫痪，失去语言交流能力。20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北岛和特朗斯特罗默相识于1985年，曾一起游览长城。九十年代初北岛旅居瑞典，与特朗斯特罗默多次交往。北岛是特朗斯特罗默第一个中译者，1984年第4期《世界文学》发表了北岛以“石默”的笔名从英译本转译的特朗斯特罗默《诗六首》。(Photo by Hans Gedda)北岛与托马斯在八十年代末期之后结下了深厚的诗歌友谊。北岛承认特氏对他诗歌风格的影响。在写给诗人遗孀莫妮卡的悼念信中，北岛写道：“如果有个国际诗歌家族的话，托马斯就是我的叔叔，我永远为他感到骄傲。”
今天，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《野兽怎么活，诗人就该怎么活》一文，原收于《古老的敌意》一书。2011年，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默获诺贝尔奖，记者王寅采访了他的第一个中译者北岛。谨以此文，纪念这位在春天离开的诗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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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兽怎么活，诗人就该怎么活
本文原发表于2011年10月13日《南方周末》□ 访谈者《南方周末》记者王寅 ■ 北岛图片
北岛
原名赵振开，1949年生于北京，1978年和朋友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《今天》。自1987年起，在欧美及香港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，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，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、美国古根汉奖、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等，获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。2009年创办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——香港国际诗歌之夜，2018年创建香港诗歌节基金会。□ 间隔十五年后，诺贝尔再次把奖金支付给一个诗人。他为什么可以赢得这份尊敬？他值得这份尊敬吗？
■ 我说过，特朗斯特罗默大于诺贝尔奖。把今年文学奖授予他，与其说是托马斯的骄傲，不如说是瑞典文学院的骄傲。托马斯在世界文学的地位是公认的，多个奖少个奖并不能改变什么。这一点人们最好不要本末倒置。我在《特朗斯特罗默：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》(收入《时间的玫瑰》)一文中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。读者有耐心的话，可以去读这篇文章。我只能说，他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，他的诗歌已经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。
｜某人死后｜特朗斯特罗默从前有过一次冲击
之后留下一条长而苍白，发光的彗星尾巴。
它收容了我们，它让电视图像模糊不清。
它积存起来就像空气管道上冷却的水滴。
你还可以在冬日阳光下在滑雪板上向前滑动
在那些去年的叶子依然悬挂的小丛林之间。
它们像是从陈旧的电话簿上撕下的纸页——
订户的姓名全被寒意吞没。
能感到自己心脏搏动依然是件美事。
但是常常感到影子比身体更加真实。
在黑色的盔甲装备旁边
武士看上去毫无意义。
万之译自瑞典原文，牛津版
｜四月与沉默｜特朗斯特罗默这个春天很荒凉
丝绒般黑暗的水沟
在我身旁爬动
没有镜子图像
唯一闪光的
是黄色花朵
我在我影子中被带走
如一把小提琴
在自己的黑琴盒中
我唯一要说的
在不触及之处闪光
好像银器
在当铺那里
｜早晨与入口｜特朗斯特罗默黑海鸥，这太阳船长，控制着航向。
在它下面是海水。
现在世界还在安睡
如水中一块多彩的石子。
莫名的日子。日子——
像阿兹特克人的文字！
那音乐。而我被抓住
在那些挂毯中，
高举手臂一一如同
出自民间艺术的形象。
｜醒来是一次跳伞｜特朗斯特罗默
醒来是一次从梦中跳伞。
摆脱那窒息人的涡流
乘客向早晨的绿色区域降落。
万物烧起来。他察觉到一一在震颤的云雀的
位置一一那些巨大树根系统的
在地下晃荡的灯光。但在大地之上
站立着一一在热带水流中——绿意，用
举起的双臂，倾听
来自一个无形抽水机的节奏韵律。而他
朝夏天降落，吊下去
进入那眩目的陨石坑，吊下去
穿过绿而潮湿重重年代的坑井
在太阳涡轮下震颤。于是这笔直而下
穿越瞬间的行程被停止，而翅膀伸展开
直至鱼鹰般悬停在激流湍急的水上。
青铜时代的号角
不得安宁的声调
悬浮在这无底深渊之上。
在这天最初数小时里意识还能把握世界
好像手抓住一个热如太阳的石头。
乘客站在树下。是否会，
在穿越死亡涡流的坠地之后
有一片巨大光芒在他头顶展开？
｜航空信｜特朗斯特罗默
为了找到一个投信的信箱
我揣看这封信穿过城市。
在石头和水泥的大森林里
这个迷路的蝴蝶展翅而飞。
邮票的飞翔的地毯
地址的摇摆的字母
加上我封起来的真理
就在此时飞越过大海。
大西洋爬行着的银色。
云团重重。捕鱼船
像一个吐出的橄榄核。
而船后水波如伤痕苍白。
在这里工作进展缓慢。
我常常偷看时钟。
在那贪婪的无语之中
树木的荫影成了黑色数字。
在地上能找到真相
但是没人敢拿起它。
真相就在这条街上。
没人将它收归己有。
｜昼夜倾覆｜特朗斯特罗默树林蚂蚁静静看守，看着里面的
虚无。而除了来自黑暗绿枝的滴答
及夏日大峡谷中深深的夜晚嗡嗡声
只听见虚无。
树站立就如一个钟表上的指针
多刺。蚂蚁在这山峦的暗影中发亮
鸟在尖叫！终于如此，云的货车
慢慢开始滚动。
｜记忆看着我｜特朗斯特罗默
一个六月早晨，醒来还太早
但是重新入睡又太晚之时。
我得出去，进入充满记忆的绿荫，
而这些记忆用目光跟随着我
它们看不见，它们和背景融合
全然一体，完美的变色蜥蜴
它们近得让我能听见它们呼吸
尽管鸟的歌唱也让人麻醉沉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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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马斯· 特朗斯特罗默肖像 (Photo by Hans Gedda)
□ 特朗斯特罗默的正式职业是心理学家，他的这份工作一直做到他退休(生病)吗？他的这份职业和他的创作有联系吗？
■ 更准确地说他是犯罪心理学家，主要是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。我很少问到他的工作。我曾在《蓝房子》说过：“依我看，这职业离诗歌最近，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？”这话有半开玩笑的成份。若进一步深究，我认为托马斯选择心理学这个职业和他的童年经验有关。他在回忆录《记忆看见我》(我把某些片断译成中文，收入《时间的玫瑰》一书)提到他在童年时代的精神创伤。看过这些回忆文字，你就会明白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，诗人(或者说每个人)都是病人，写作就是一种心理治疗。在《记忆看见我》的开始，他把人的一生比喻成彗星，头部最密集的部分相当于人的童年，生命最主要的特征已在那个阶段被决定了。
驱魔
十五岁那年冬天，我被一种严重的焦虑折磨。我被关在一个不发光的黑探照灯里。我从黄昏降临直到第二天黎明陷入那可怕的控制中。我睡得很少，坐在床上，通常抱着本厚书。那个时期我读了好几本厚书，但我不敢肯定真的读过，因为连一点印象都没留下。书是让灯开着的借口。
那是从深秋开始的。一天晚上我去看电影《虚度光阴》，一部关于酒鬼的影片。他以精神疯癫的状态告终——这悲惨结局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幼稚。但不是当时。
我躺在床上，电影在我脑海又过了一遍，像在电影院放的那样。
屋里的气氛骤然变得恐怖紧张。什么东西完全占据了我。我身体突然开始发抖，特别是双腿。我是个上发条的玩具，无助地乱蹦乱跳。我抑止不住地抽搐起来，这我从未经历过。我尖叫救命，妈妈赶来。抽搐渐渐消退了。没再回来。可恐惧加重了，从黄昏到清晨一直缠着我。
我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病。世界变成个大医院。我眼前人类从灵魂到肉体都变了形。光线燃烧，试图拒斥那些可怕的脸，但有时会打瞌睡，眼帘闭上，可怕的脸会突然包围我。
这一切都无声地进行，而声音在寂静内部穷忙。墙纸的图案变成脸。偶尔墙内嘀哒声会打破寂静。是什么声音？是谁？是我吗？墙的响动是我的病态意愿所致。多么糟糕......我疯了吗？差不多。
我担心滑进疯狂，但一般说来我并未觉得有任何疾病威胁——这是忧郁症中罕见的案例—而正是由病的绝对权力引发的恐惧。像在一部电影中，乏味的公寓内部被不祥的音乐彻底改变，我经历的外部世界变得不同，因为它包括了我对疾病控制的意识。几年前我想做个探险者，如今我挤进一个我根本不想去的未知国度。我发现了一种魔鬼的力量。或者不如说，是魔鬼的力量发现了我。
最近我读到有关报道，某些青少年由于被艾滋病统治世界的念头所困扰而失去生活的乐趣。他们会理解我的。
那时候我怀疑所有的宗教形式，我肯定拒绝祈祷。如果危机晚出现几年，我会把它当成唤醒我的启示，如同悉达多(释迦牟尼的本名)的四次遭遇(老者、病人、尸体和丐僧)。我会设法对侵入我的夜的意识的变形和疾病，多一点同情少一点恐惧。可那时，我陷入恐惧，宗教丰富多彩的解释对我来说还没有准备好。没有祈祷，只有用音乐驱魔的尝试。在那个时期，我开始认真地锤击钢琴。
母亲目击了那个深秋之夜危机开始时的痉挛。而此后她被完全关在外面。每个人都被排除在外，要谈论那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。我被鬼包围。我自己也是个鬼。一个每天早上去学校在课上呆坐的鬼。学校变成呼吸的空间，我的恐惧在那儿不同。我的私生活在闹鬼。一切颠倒过来。
而我一直在成长。在秋季学期开始时我在全班最矮的行列，可到了期末我成为最高的之一。好像我在其中的恐惧是一种催植物发芽的肥料。
冬天快结束了，白日越来越长。如今，奇迹一般，我自己生活中的黑暗在撤退。这一过程是渐进的，我慢慢复原。一个春天的晚上，我发现所有的恐惧已处于边缘。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抽着雪茄讨论哲学。是穿过苍白的春夜步行回家的时候了，我完全没有觉得恐惧在家等待我。
我依然被裹挟其中。也许是我最重要的经历。而它要结束了。我觉得它是地狱中的炼狱。（摘自《记忆看见我》北岛 译）□ 特朗斯特罗默在瑞典享有很大的尊重吗？我指的是普通民众里。诗歌阅读在瑞典这样的欧洲国家，是普遍的吗？
■ 托马斯在瑞典几乎家喻户晓。这和瑞典对文化的重视有关。据说瑞典是世界上人均购书量最高的国家之一。我有一次坐飞机，旁边坐的是个瑞典工程师。跟他聊起托马斯，他说每本托马斯新出版的诗集他都买。这在瑞典是很普遍的现象。
□ 特朗斯特罗默只发表了二百多首诗，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作品数量最少的一位诗人。你怎么看？
■ 托马斯是少而精的典范。一个人写一首好诗就是诗人，一个人写一千首烂诗还是算不上诗人。张继凭一首《枫桥夜泊》就在唐诗史中立住了。托马斯只写了二百多首诗，但每首都近乎完美。
□ 你曾形容特朗斯特罗默中风后用左手写的诗稿“像是地震后的结果，凌乱不堪”，特朗斯特罗默在中风之后的创作是如何进行的？中风前后的创作有什么差别？
■ 他和夫人莫妮卡曾把他的手稿给我看，那是写在十六开横格本上，上面有反复修改的痕迹，显然是字斟句酌。1990年的中风造成右偏瘫，他不得不改用左手写字、弹钢琴。他不仅没有中断写作，甚至又达到新的高峰，1996年出版的诗集《悲伤的康杜拉》就是证明。据我所知，这几年他写得少多了，主要采用俳句的形式。
□ 你是特朗斯特罗默的第一个中译者，八十年代初期你就选译了他的九首诗，第一次读到他的诗感受如何？
■ 我译的九首诗来自他1983年刚出版的诗集《野蛮的广场》，当然是从英文转译的。当时我的英文很差，主要靠字典，我被那些奇特的意象和深层的神秘感震住了。当时我们也读了不少当代外国诗歌，而他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。我意识到我正和一位大师相遇，相比之下，中国诗歌还处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。
□ 托马斯在中国诗歌界是备受关注的诗人。据你所知，他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中国诗人？其诗歌的某些元素暗合了东方诗歌的某些调性吗？
■ 托马斯的诗中的确暗合了东方诗歌的某些因素。比如，他不说教，而是从具体事物的细节入手，通过丰富的意象展示一个更深层的世界。他的诗有时会让人联想到李商隐、李煜和王维。
□ 诗歌经过翻译之后，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原来的它？或者说，诗歌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？比起单纯的翻译家，诗人的诗歌翻译是否可靠度更高一些？
■ 翻译是母语的一部分，文学翻译的兴盛往往也意味本国文学的兴盛。一般来说，诗人外语能力都不怎么样，但由于我提到翻译与母语的关系，诗人的译文往往更可取，当然如果能和一位语言专家合作就更理想了。
□ 你还记得特朗斯特罗默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吗？
■ 1985年春天，托马斯到北京访问。作为中译者，我陪他游长城。我俩都不爱说话，在一起总是沉默。一起去的还有《中国画报》社瑞典文组组长李之义，我们的交谈主要是通过李之义翻译的。记得城垛上到处是“某某到此一游”的刻痕，让他感到惊讶。他用手抚摸那些字迹，耸耸肩，向我做了个鬼脸。我让他转过身，给他拍了张照片。他微笑，微风掀起头发，背景是那刻满字的城垛。这张照片后来被放在他的一本书的扉页。我在十几年前写的一篇关于他的文章《蓝房子》中写过这些细节。
□ 他对中国似乎情有独钟，在中风后的2001年又来过一次。你们在交谈中，他有没有说起对中国的印象，特别是第二次来华以后？
■ 1985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去瑞典，在他的别墅—蓝房子做客，他说起第一次中国之行，给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上海。那是他独自旅行，基本上没有陪同，而支付他旅行费用的瑞典使馆要他保留每张发票。那时的发票基本上没有英文，他站在街上，翻过来掉过去看那些发票，招来了不少围观者。于是他把这一旅行经验转化成诗，最初是《上海》，后来发表时改名为《上海的街》。我们在蓝房子做客时，他念了这首诗的片断。记得他还特别问我中文的成语“八面玲珑”的确切含义，这成语被用进《上海的街》中。这是他在1985年首次中国之行后动笔，后收入1989年出版的诗集《为了生者与死者》，花了三四年的时间修改。他1990年12月中风后，基本失去了语言功能，无法交谈。
□ 你去看望特朗斯特罗默的时候，曾经送给他一套古尔德(Glenn Gould)演奏的巴赫CD，他在中风后能用左手弹钢琴。你们聊过音乐吗？
■ 2007年夏天，我从巴黎专程去瑞典看他，和他们夫妇一起，在蓝房子住了三四天。无法用语言交流让我很痛苦。可以说，真正的交流是每天晚饭后，我们三人坐在一起听古典音乐。天色暗下来，我注意到托马斯眼神的变化，变得柔和、伤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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帕斯捷尔纳克(Boris Pesternak，1890—1960)前苏联作家。早期诗作有象征主义色彩和逃避现实的倾向，写有《高贵病》《1905年》等。三十年代发表诗集《重生》，反对暴力革命。代表作长篇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，描写主人公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动荡生活，1957年起先后在意、英、美等国出版，在苏联未能出版。获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，但未接受。(Photo by Jerry Cooke/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/Getty Images)
□ 你在《时间的玫瑰》中写到的九位诗人，除了以小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现在得奖的特朗斯特罗默，其他几位都未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但他们的创作都是可以传诸后世的杰作。为什么好的诗人往往会被诺贝尔文学奖忽略？
■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，得分开来说。首先，我提到那九位诗人大都生活在动荡的年代，由于战乱或专制，其中大多数死得很早，往往死后才得到广泛承认；第二，诗歌是文学之冠，这门手艺难度高，优劣难辨。这也说明为什么就总体而言，在诗歌方面评奖的误差比较大；第三，我认为，这与瑞典文学院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、西方中心观和冷战思维等缺乏足够的反省有关。
□ 你在选择你最喜欢的九位诗人时，你的标准是什么？或者说，“你喜欢”可以翻译成怎样的标准？比如你并未选择金斯堡。
■ 诗人判断的标准是非常个人化的，甚至带有强烈的排他性。在我看来，诗人优秀与否首先取决于原创性，也就是看他是否会为世界的精神财富增添一点东西，而不是成为这个喧嚣的时代的回声或噪音。我选取的九位诗人中，写作时依然健在的两位是托马斯和楚瓦什诗人艾基，对一般读者来说是陌生的。但我认为他们远比那些“流行的”桂冠诗人们棒多了。至于我推崇的理由，还是要读读我那本书才知道。很可惜，艾基于2006年死于癌症，他的离去使国际诗坛更加黯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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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基(Gennady Aygi，1934—2006)俄罗斯重要诗人。生于俄联邦境内的楚瓦什共和国，本姓李辛(Lisin)，后改艾基，意为“那一个”。出版有诗集《沃罗尼卡之书》等。在诗论集《时间的玫瑰》中，北岛有一章专论艾基，“关于俄国诗歌的金链，我提到了三个名字:曼德尔施塔姆、帕斯捷尔纳克和艾基”。
□ 诗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过一个黄金期，产生了所谓“国际诗歌”。什么是“国际诗歌”？在黄金期之后，还有所谓“国际诗歌”吗？为什么？
■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首先我所说的“国际诗歌”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某种现象和潮流。这恐怕和国家、语言和文化的开放有关，尤其到了二十世纪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，各个语种的文学通过翻译互相沟通，从而产生了跨种族跨语言的国际性影响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中国诗人在古代不需要了解外国文学就可以写作，而在当今这个世界则完全是不可能的。我在《时间的玫瑰》一书中所说的，国际诗歌的黄金期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，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，正好也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处在高峰的状态。这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。到了今天，可以说国际诗歌又产生了某种变异，这与以商业化娱乐化为主导的“全球化”有关，迫使“国际诗歌”进一步边缘化了，这一劣势反而赋予它新的使命，那就是进一步强调诗歌的异质性，用“异质的”全球化对抗资本与权力合谋的“同质的”全球化。
□ 诗人显然无法成为一个职业，无法成为谋生之道。诗人又是极其“专业的专业”，诗人如何生存？在古代有所不同，在当今时代，他们如何生存？诗人的江湖是怎样的？
■ 写诗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职业，否则诗人很容易被“职业”毁了。这就像野兽和家畜的区别。为什么当代美国很难出现伟大诗人，那就是被大学“圈养”的结果。中国的问题也差不多。其实野兽怎么活法儿，诗人就该怎么活法儿。
□ 你本人不仅在编辑一本刊物，而且在操持一个国际诗歌节。你的用意是什么？
■ 我正从“野兽”变成“家畜”，好在时间不长，我时时提醒自己，可千万别“上套儿”。说到正在筹备中的第二届“香港国际诗歌之夜”，将于2011年11月10日至13日进行。这是我到香港后，和同事同道共同创建的一系列诗歌活动的一部分。本届诗歌节邀请了十位外国诗人和十位汉语诗人，为每位诗人出版一本多语种的袖珍版诗集。这在全世界的诗歌节中是独一无二的。还有另一个项目“国际诗人在香港”，每年分别请两位国际诗人到香港小住，和市民、大中学生、本地诗人进行交流。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每位国际诗人出版一本精美的双语诗集，并事先组织专门的诗歌工作坊，由专家或译者主持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充分利用香港这样的平台，通过翻译、出版、朗诵等一系列方式，逐渐改变这里的文化生态。这需要小小的野心，外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在我看来，这是诗人作为“野兽”以外社会责任的一部分。
□ 你经历过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，又多年在大学里讲授诗歌，据你的经验，诗歌阅读在不同的地域、不同时段有怎样的热衷度或者冷漠度？为什么？
■ 我曾开玩笑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写诗这件事是人人平等的，有钱没钱的平等，有知识没知识的平等。我原来在美国大学教创作，现在又转到香港的大学，也教类似的课程。我认为，无论在哪儿，现代教育这个系统肯定是出毛病了。而且基本规律是，往往学历越高问题越大。到了大学这一层，头脑中的开关已基本转换了—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，更别说读研拿博士，那基本上就算完了，跟短路差不多。所以我认为诗歌教育要跟现代教育抢时间，越早越好。我现在开始和香港的中小学挂钩，希望能把诗歌教育理念带给孩子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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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岛 著
北岛文集 三联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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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10月写作是一门手艺。与其他手艺不同的是，这是心灵的手艺，要正心诚意，这是孤独的手艺，必一意孤行，否则随时都可能荒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手艺人，都要经受这一法则的考验，唯有诚惶诚恐，如履薄冰。
著名诗人作家北岛借用里尔克的这两句诗“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/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”， 或许可引发我们更深一层的思考——对于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，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、如何写作、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。
《古老的敌意》是北岛最新写作和文学活动的记录，包括他最新写作的散文和访谈录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指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。作者远离主流，对所有的权力及其话语持怀疑和批判立场。他不仅是写作的手艺人，同时也是公共事物的见证人或参与者。除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抵抗外，也对所谓「大众」的主流话语保持高度的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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